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窟里，32岁的玛丽蹲在塑料棚子前，用旧毛巾擦着女儿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小丫头有着浅棕色卷发，嘴角沾着奶渍，眼睛亮得像马尼拉的星子——可她永远停在了1岁零3个月。“要是他能给点钱，孩子不会因为肺炎没钱治，走得这么急。”玛丽手指摩挲着照片边缘的折痕，声音里带着颤：“他留的字条说‘想找我就来韩国’，可上面写的是‘韩国、18岁、你信吗？’，我连他真名都不知道。”
玛丽的故事，是菲律宾5万名韩菲混血儿的共同伤痛。这些孩子的父亲，大多是21世纪初赴菲学英语的韩国人——那时韩国掀起“英语培训热”，菲律宾因学费低、语言环境好，成了很多人的“性价比之选”。他们中有的是职场人，有的是留学生，带着“学英语”的目的来，却在和当地女性恋爱、导致对方怀孕后，选择“消失”：有的留下一张轻佻的字条，有的直接买机票回国，有的甚至拉黑微信、换了手机号。
让这个群体走进公众视野的，是韩国公益组织“解决抚养费的人们”发起人具本昌。2019年，他在马尼拉街头碰到哭到虚脱的玛丽，才知道这个妈女儿刚因没钱治病去世。“我问她孩子爸爸的信息，她翻出那张字条，上面的字比刀还扎人。”具本昌说，从那时起，他决定把目光对准这群“被遗忘的孩子”。
今年10月，具本昌做了件“冒险”的事：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失联韩国父亲的照片。“10月23日第一条，是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，对应2010年出生的女儿；10月25日第二条，是戴棒球帽的男生，他的儿子已经10岁了。”让他意外的是，不过一周，就有3个“消失的爸爸”主动联系了当年的伴侣：“他们说‘怕照片被同事看到’，但至少肯坐下来谈抚养费了。”
可这份“效果”，是无数次碰壁后的无奈选择。“要找韩国父亲，得有护照号或手机号，但他们同居时根本不说真话。”具本昌翻着手里的求助信，里面全是模糊的线索：“有的说自己叫‘贤宇’，有的说‘住在首尔江南区’，可韩国同名的人有十几万，江南区有几十万人口。”在咨询律师、调查双方情况后，他才决定用“公开照片”这个“最后的办法”：“我们会先警告对方，如果不回应再公布，而且公布的人都不是真没钱——有的在韩国有稳定工作，有的开了小店。”
这份“冒险”也曾让具本昌付出代价。2024年，他因公开拖欠抚养费者信息，被判缓刑并罚款100万韩元（约合5000元人民币）。“有人说我‘侵犯隐私’，有人说我‘煽动情绪’。”具本昌摸着办公桌上的儿童玩偶（那是玛丽女儿生前的玩具），声音沉下来：“可当我看到孩子因为没钱打疫苗发烧到抽搐，当妈妈抱着孩子尸体哭到晕过去，我想问：‘隐私重要，还是孩子的命重要？’”
更残酷的是，这些孩子的困境，源于“时代的病灶”。菲律宾社会学家桑托斯研究发现，涉事韩国男性多为30-40岁，而菲律宾女性多是16-25岁——“她们有的刚高中毕业，有的在餐厅打零工，根本没能力单独养孩子。”在马尼拉的“韩菲社区”，很多孩子连学都上不起：公立学校要交学费，私立学校更是奢望。12岁的杰里米爱踢足球，可他的球鞋是捡来的，鞋尖磨出了洞：“妈妈说等爸爸寄钱，就给我买新的。”可他不知道，爸爸早在他出生第三个月，就把妈微信拉黑了。
“我们不是要‘搞臭’谁。”具本昌指着组织网站上的标语——“保护儿童生存权，是最基本的正义”，“如果那些爸爸能拿出一点责任，哪怕每月给几百块，孩子就能多喝一瓶牛奶，多打一针疫苗。”对于质疑的声音，他也有自己的坚持：“我理解隐私的重要性，但当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时，我们得先接住最底层的‘碗’。”
具本昌的账号每天能收到几十条求助信息，有的来自菲律宾，有的来自泰国、越南——那里也有类似的“跨国失联父亲”问题。“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，是所有为人父母者的责任。”他翻出最新的消息：“具先生，我是去年公开的棒球帽男，抚养费已经打过去了，能删照片吗？”具本昌回复：“可以，但你欠孩子的，不是钱，是‘爸爸’的样子。”
马尼拉的黄昏里，玛丽把女儿的照片贴在棚子墙上。风掀起照片的边角，里面的小丫头笑得依旧灿烂。“宝贝，今天有个韩国叔叔说，会帮我们找爸爸。”玛丽摸着照片，声音轻得像落在花瓣上的雨：“等你长大，就能见到他了。”
而在首尔的深夜，具本昌还在整理新的求助信。办公桌上的台灯亮着，照在他手里的纸条上——那是玛丽女儿父亲留的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，但“韩国、18岁、你信吗？”这几个字，依然清晰得刺眼。他拿起笔，在信纸上写下：“下一个要找的，是那个穿蓝色T恤的男人，他的女儿今年7岁，还没见过爸爸。”
窗外的首尔街头，霓虹闪烁。有人在咖啡厅里谈生意，有人在便利店买夜宵，可在几千公里外的菲律宾，有个妈妈正抱着女儿的照片，等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“承诺”；有个孩子正盯着捡来的球鞋，盼着“爸爸”能寄来一双新鞋。
这些被搁浅的童年，需要的不是“声讨”，是“看见”——看见那些孩子的眼睛，看见那些妈眼泪，看见“为人父”最基本的责任。就像具本昌说的：“当我们谈论‘热点’时，别忘了，每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，在等爸爸说一句‘我来了’。”
